刘醒龙

记者：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，在时隔多年之后，您又重新聚焦乡村民办教师这个群体，写出了长篇小说《天行者》，这是出于怎样的动机？

刘醒龙：真的、美的人和故事，是不应该被忘记的。对乡村知识分子的重新聚焦，原因不少，包括对目前社会上风气的反思。香港人有句口头禅：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。任何卑微的生命都有它的意义。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也必须有人去做，但因为它是卑微的，不起眼的，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意义的，结果就没有人去做。一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，缺少了某个零件，这部机器就要坏掉了。内地从教育阶段开始，到人生各个阶段，所出现的好高骛远，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上所流行的价值判断。

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。当拜金、拜官和拜色之风盛行时，这种价值偏移会使社会向不良的方向发展。也正因为有这种价值偏移，才凸显作家的存在意义。《天行者》描述了界岭小学这一群处在社会最底端的乡村知识分子，写他们的人生状态，写他们的生活操守，本身就表达了文学对时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。

小说必须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，这是小说的生命力所在。将《凤凰琴》续写为长篇小说《天行者》有其必然性。对比从前的一些文学作品，就能看到中国当代小说成熟的过程。从《凤凰琴》到《天行者》，也体现了小说从广度到深度的进步、从内容到文体的成熟。

记者：张英才这个人物很有代表性，作为界岭小学的一个外来者，他对这个小世界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认同的变化；他的生命也经历了来而复去、去而复返，最终决心扎根于此的这样一个过程，这个人物的心理发展逻辑是怎样的？

刘醒龙：我不习惯写那种异峰突起的东西。我在写作中比较喜欢水到渠成，自然而然，徐徐进入。看似随意为之，其实精心布局。经过多年的写作，我体会到，看似平淡的写作其实很难。当我写一个细节的时候，背后有众多细节做支撑，它们是小说细节的色彩、基石或者营养成分。

张英才不是孤零零一个人物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的经历都会被放到张英才这个形象上。我有一种隐秘的心态不曾说过：我现在不敢回到我曾经工作过10年的工厂，因为我缺少面对从前同事们的勇气，感觉好像自己占了太多的便宜，尽管我将最值得追忆的10年青春年华交给了这座工厂，并且从没有从他们那里“偷走”过任何东西。那个工厂有200多人，后来破产了，被几个青年工人买断，成了私人财产。从前叫师傅的一些工人，在街头修自行车、开烧饼店、摆水果摊。虽然他们未必不幸福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起码我的收入比他们高出很多，社会地位也要高很多。然而，当初我和他们是一样的，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更有活力，更为强势。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他们依然如此。在小说中，年轻的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多年，一直不敢回去看看，他所表达的情感中，就有我自己的元素。

我们不能说张英才是皈依和感化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陷入到绝望之中。他在教育局亲眼目睹民办教师转公中的一些丑行，因为不满而受到排挤，待不下去了。犹太人有句话说：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找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他们依然会继续帮你。这是人生中非常通俗的哲理。所以，张英才重回界岭小学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更靠得住。

记者：转为公办教师可以说是乡村民办教师的核心利益，然而在《天行者》中，您塑造了这样一群民办教师，他们出于人性的“善”，在现实的核心利益与道德操守之间选择了后者，并默默承受由此带来的苦难。这种对于“善”的张扬是否代表了您的价值观？

刘醒龙：从早期的《凤凰琴》《分享艰难》开始，我便偏执地固守自己的文学立场。《分享艰难》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时，周介人主编在卷首语中写道：刘醒龙的小说里有一种大善。小善是爱憎分明，而大善却是对恶的包容和改造。《分享艰难》里有一种非常善的东西，像主人公孔太平的舅舅，就是一种大善。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精神的审判，远远比肉体上消灭他更重要。再比如《圣天门口》中，梅外婆有句很精彩的话：以人的眼光去看，普天下全是人；以畜生的眼光去看，普天下全是畜生。古语云“冤冤相报何时了”，当善与恶相互惩罚时，恶是不会停手的，只有善的一方忍痛自我牺牲，才会终止这类恶性循环。

日常社会不能没有伦理，伦理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础、一种起码的要求，它是法律所不可替代的。我相信善，相信爱，相信善和爱是不可战胜的，是最有力量的。在《天行者》中，孙四海以三票战胜了不得人心的村长余实，余校长最终也得以转为公办教师，便是爱与善的胜利。

记者：从成名作《凤凰琴》开始，到被文坛称为“现实主义冲击波”的《分享艰难》等作品，到本次获奖的《天行者》，您在创作中一直表达着对现实的关切。现实主义是否一直是您的文学信念？

刘醒龙：在我看来，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，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。长期以来，因为“工具论”的不良影响，现实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。

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，或者说具有浪漫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。在骨子里，我的小说更多的是表达对现实的质疑。《天行者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：张英才将界岭小学的情况写成了一篇新闻稿投给报社，报社派记者暗访核实之后，许诺要把这些感人事迹在省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。结果是，这篇报道虽然发在报纸的头版，却不是头条，头条是“大力发展养猪事业”。这个细节其实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批判，用一句通俗话说：乡村知识分子竟然连猪都不如。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把人物写好，把细节写好。直接喊出来就不是文学了。小说不是大字报，现实主义更不是大字报。(饶翔)